【石大记忆】佟曼丽：一生志在石油——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佟曼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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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记忆】佟曼丽：一生志在石油——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佟曼丽教授

　　时间：2019年5月17下午至18日上午

　　地点：校史馆接待室

　　人物：佟曼丽

　　访谈人：张宝玲

　　影像：张桂力 王秀霞

　　文字整理：杨万兴(研究生助理)、杨暾(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张宝玲

　　文稿审核：姚明淑

　　记者：您生于东北，那时期东北三省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您亲身经历了这段有家无国的历史，对您一生可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能简要和我们谈一下吗?

　　佟：我1933年9月出生于东北，生下来就是亡国奴。记得小学一年级，校长是日本人，学校里供奉着日本天皇或者天照大神的照片。早晨一进校门，就必须向照片行深鞠躬礼，并用日语说早安。心里感到很耻辱。小小年纪并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以为我们就是满洲国人，无论家里家外，无人告诉我们是中国人!既然是满洲国人，为什么要受日本人的欺凌?日本人吃大米，满洲人只能吃喂马的红高粱?直到三年级，我们长大了，有一天我们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关上门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很大，很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国土，欺负中国人。不久这位老师就失踪了，我们去她家里，只见屋里空无一人，已是人去楼空。我们很担心她会被日本人杀害，心里一直记得她。我恨日本侵略者，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是中国人，爱我的祖国。这种爱国情怀，对于没有当过亡国奴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我们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方法对付日本人。当时小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必须上日语课。我们都不好好学，心想，小日本这么欺负我们，还想让我们说日本话。和他们对着干，不学!课堂上，老师让不及格的同学站起来，结果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了，全都不及格，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解气。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了中国，从此再也不当亡国奴了。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幸福和狂喜之中。可惜，这种日子很快被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贪污、搜刮民财等倒行逆施的行为破坏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让百姓再一次陷入苦海，民不聊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来了，人民才真正获得了解放。毛主席、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光明大道，举国欢庆。

　　刚解放时，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当时我在北京辅仁大学附属竞存女中上初中。学校里来了一批政治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是清华大学高年级的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帮助下，我第一个申请并获批准成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我入团日期是1950年5月，当时我的感觉是：入团就是参加了革命，今后一定要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延安来的老师使我建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理想

　　记者：您曾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解放初期，延安育才中学与之合并。您是建国后最早入团的一批学生。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吧。

　　佟:我于1950年考入国立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当时，师大附中刚并入，育才中学是从延安迁过来的，学生主要是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女，高中班和初中班都是另设的，主要是学生基础不同。

　　当时高中班里有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任远芳、任远志，聂荣臻的女儿聂丽，还有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以及周扬的女儿周密等。初中班有个白胖的小女孩，后来才知道那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

　　50年代，各级干部都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中直机关的高干生活十分简朴，“育才”来的高干子弟吃、住都在学校，每人每年发布鞋三双，球鞋一双，冬夏学生制服各一套，没有任何零花钱。刚入学时我们不知道她们是哪位首长的女儿，也没人在乎这些，大家都一样，都是同学。我们是走读生，她们住校。每周末回家，她们都是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各自回家了。我在校三年中，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人、一车来接送学生的。

　　“暴露”她们身份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任弼时同志逝世。噩耗传来，她的女儿和中直干部的孩子们全部都连夜赶回中南海奔丧。我们女附中全体师生在太庙(后来改为文化宫)参加了任弼时同志的追悼会。经过这件事，我们才知道了她们都是谁的孩子。

　　当时，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辅导老师都是从延安来的。语文老师指导我们阅读了许多苏联二战时期的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日日夜夜》等，了解到苏联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英勇战斗、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我们这些十七八岁，正值青年期的不太懂事的孩子，就是看着这样的书，学着书中的英雄一点点长大的。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一个革命者，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政治老师给我们讲新民主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人类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这帮孩子将来的革命人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影响深刻。

　　师大女附中的这段生活，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具有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这是我走进革命人生，立志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出发点。

　　记者：国家建设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您为什么选择了比较艰苦的石油行业呢?

　　佟：为祖国建设出力是我最大的梦想，一生的追求。我在高中时就立志献身石油事业。在此之前，我比较喜欢生物课，参加课外生物小组，解剖鱼、青蛙、乌龟、兔子等。研究其生理结构特点，想以后学医，当一名医生。老师还带我们参观了北京医学院人体解剖室。

　　1951年11月，第一届全国石油工业展览会在北京文化宫开幕。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展览现场。京津地区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前往参观，师大女附中组织我们集体观看了石油展览，通过参观得知，中国的石油工业从勘探到开发一共只有二百多人。力量非常薄弱。石油被称为是“共和国的血液”，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石油，而石油技术力量又如此薄弱，面对祖国对石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我改变当医生的初衷，决心投身石油工业。1953年清华大学石油系分离出来，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当年我高中毕业，放弃了保送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格，考了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石油工学专业，从此走上石油开发的征途。几十年的摸爬滚打，在此期间也曾多次遇到调离石油学院，甚至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初心不改，一生志在石油。

　　记者：您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石油部北京设计院。请您分享一下北京设计院的工作经历。

　　佟：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油部北京设计院工艺室，任装置设计师，同时兼任设计院团委副书记。当时正值大跃进，设计院大搞技术革新。人人都要献计献策，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任何设计经验，拿不出什么革新项目，无奈之际想到我的毕业论文“石蜡氧化制取脂肪酸”研究课题(我从大三就开始参加了此项的研究工作)，已完成“石蜡氧化制取脂肪酸”实验室内的科研内容，现在可以继续做中试、现场试验，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进行装置设计。经领导批准，这个项目列为院革新项目之一，开展工作。石蜡氧化反应釜要用不锈钢制作，但当时国内材料奇缺，无法解决。我想出了用土法上马来解决当前的困难，用陶瓷缸代替不锈钢做氧化反应釜。我们将北京南郊宋家庄作为中试基地，建立了一套土法石蜡氧化装置。陶瓷缸氧化釜耐温、耐腐蚀性能非常好，中试及试生产工作顺利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石蜡氧化制取脂肪酸”装置的全套设计。此项资料整理后，由石油工业出版社1959年出版。

　　由于对该项革新工作的贡献及团委工作的表现，我被评为1958年院先进个人。

　　上面所说的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菜鸟刚到设计院时的表现，下面要谈的是一件令我终生受益的具有巨大的挑战意义的设计任务：1959-1960年，组织上安排我承担了我国第一套“铂重整和二乙二醇醚萃取装置”的设计任务。这套生产装置最后要生产出军工急需的化学材料：苯、甲苯和二甲苯。

　　面临美帝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我们既无资料来源，又无生产经验可以借鉴，处境十分困难。我当时手中只有一小卷微型胶卷，里面有铂重整流程图和装置设备的简单图纸。领导交给我这个胶卷的时候说，这是咱们的情报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弄到的，虽然简单，但非常宝贵。

　　关于二乙二醇醚萃取分离芳香烃部分，要靠自己从实验中取数据来完成设计。后来，我们和石油部北京炼制研究院合作，建立萃取中试装置，亲自动手做实验，取数据，再用于设计。

　　最后一个环节是苯、甲苯、二甲苯混合物的分离，产品纯度要达到99%以上，需要用精密分馏技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查阅外文图书、文献、边学边干，对精密分馏塔进行逐塔盘计算，一个个塔盘，用当时唯一的工具——计算尺，一个个数据计算出来的。整个工作在不分昼夜的奋战中，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1961年，该装置在抚顺石油三厂施工并正式开工生产。这项工作成果使我国石油化工业在该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对我个人是个全面的锻炼，让我更坚强。1960年，被石油部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深受部、院长领导的重视，被列为重点培养干部。

　　记者：您在北京设计院干得得心应手、颇受器重，基于什么考虑从北京来到四川石油学院工作呢?

　　佟：从我立志献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之日起，就认定了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50年代，东北、西北都是石油开发的主战场，我们毕业填分配志愿时，都争着上西北的玉门、兰州，东北的石油七厂、一厂和二厂，没有人要求留在北京。因此，当时组织上先调我爱人马德坤去了四川石油学院，一年之后，石油部组织部又商调我去四川，支援新建院校时，我主动表态，愿意服从组织调动。

　　当时设计院院长杨杰，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曾任大连七厂的厂长，泼辣能干，是女中豪杰。她坚持不放我走，说：“设计院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年之内，我一定设法把你爱人调回来。”于是就在石油部和四川石油学院争起来，拖了一年。最后，石油部组织部决定调我赴四川，支援新建院校。我把两岁的儿子安排在北京的父母身边，毅然奔赴新的岗位。这是1961年的暑假。没想到此去竟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轨迹。四川石油学院炼制系58级缺专业课老师，调我去急着给58级学生开专业课。主讲催化裂化及石油二次加工等工艺过程，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教学生涯竟只有三年这么短暂的时光。我主讲了58、59、60级的石油工学之后，1964年，炼制系的学生和专业教师整编地转入西安石油学院，而这个决策，石油部早在1962年就已确定并下达四川石油学院，这让我感到十分不解和遗憾。这是后话了，还是说说我孤身一人赴四川的情景吧!

　　第一次入川是坐火车由北京出发到重庆，打算由重庆坐长途公交车到南充。不料火车在广元遭遇了隧道塌方，无奈之际，只好随火车返回北京。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餐车早就没有粮了，我只有妈妈给我烙的两张大饼，我拿出来和同车厢的同志们分着吃，就这样返回了北京。第二次，我改变了入川路线，乘火车由北京到武汉，然后改水路，乘船由武汉再到重庆。我带了一个大旅行包，一个箱子。手里提着两个暖水瓶和唯一的家用电器——收音机，坐重庆到南充的长途汽车，已经到了嘉陵江边了，准备渡江。不料，适逢嘉陵江发大水，摆渡船只能载人，不能载车。我只好只身过江，把行李全部留在长途汽车上，拜托司机师傅把行李带回重庆，放在汽车站的库房里，等我回去取。面对如此困境，司机同志一口答应下来，把行李帮我带回重庆。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真是太纯洁，太善良了。我连司机师傅的姓名都不知道，就把我当时的全部家当放心地交给他，自己过江，到石油学院去了。我真服了一句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记者：您历经艰辛来到四川石油学院，当时学校是什么情景?

　　佟：来四川之前，同学告诉我“到四川什么都可以不带，必须得带上一双雨靴，这儿下雨就是一滩泥。”到了学校一看，连个校门都没有，校门口竖着一个牌子，写着“四川石油学院”几个大字，学校没有围墙，校园里全是泥路。临嘉陵江的山头上有一座唯一的教学大楼地质楼。教职工挤在三排三层的小楼里，一间房子用竹笆子隔开，住两家人。没有自来水，没有冲洗厕所、上下水等生活设施。直接吃从嘉陵江打上来的泥水“黄泥汤”。要在盆里用明矾沉淀后，才能煮饭、洗衣。伙食极差，没油、没菜。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或者是一小碗饭。粮食定量每月19斤，根本吃不饱。但比起当地农民喝的清水汤要强百倍了。这情景比我想象得还要惨。

　　与北京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之差了。北京定量每人每月27斤，有副食，有油，在没有肉吃的时候还有鱼供应。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亲自下厨，用从东北捡来的大豆给设计院全体同志磨豆浆，补充营养。这就是当时领导干部的作风。

　　四川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师生们尽管挨饿，但没有什么领导来管这种事，有的还自己占地开小片荒地解决自家的温饱。

　　老师们给学生上课，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肚子没食，一堂课讲下来，头昏、腿麻。但是，老师们都认真负责地讲好每一堂课。晚上备课，尤其是寒冬腊月，又饿又冷。当时只有咸菜疙瘩不要票，就吃上一块咸菜，喝一杯热水，坚持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那时我们都年轻，坚信能坚持度过难关，我们这批年轻教师，没有一个发牢骚的。毛主席说过了“困难到此为止”，大家相信毛主席的话，咬紧牙关，渡过这最困难的三年。

　　期间为炼59和炼60主讲炼制专业课，将石油化学与炼油工艺相结合，既讲工艺过程，又将其中的化学反应融合其中，如催化裂化、铂重整、加氢等工艺过程中发生的催化反应，铂重整的催化原理等，对课程进行了较大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此外，我负责指导炼58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任务。毕业实习是在兰州炼油厂催化裂化车间，反应塔高70米，该厂全部由苏联援建，是世界水平。当时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带着学生爬70米的反应塔，又是在三年灾害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对我真是太大的挑战了。两个月后，我们顺利完成了实习任务，学生收集到了毕业设计的资料和数据，准备返校做毕业设计了。

　　炼58毕业于1963年，此时四川形势大好，中央的“三自一包”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全国形势迅速好转，我们都能丰衣足食了，真是来之不易啊!

　　记者：学校炼制系撤销后，您调往南充炼油厂从事科研和生产技术工作。工作中勇担当，巾帼不让须眉。请您回顾一下这段难忘的经历吧!

　　佟：1962年，学院根据石油部指示，进行了专业调整。1964年7月，炼制系和炼机专业并入西安石油学院。西安的钻井、开发专业和矿机专业并入四川石油学院。炼制系炼61、炼62学生和炼制系石油工学专业教师整体调动到西安石油学院。我不想留在四川，要求和炼制系专业教研室一起调往西安。我给石油部组织部长刘康写信，申明我的请求，并保证五年内不要求组织照顾爱人关系，马德坤可以留在四川石油学院机械系。刘康部长亲笔回信，说：“专业要考虑，家庭也要照顾，我建议你去四川石油局参加南充炼油厂的二期建设，那里需要你。”

　　当时的南充炼油厂只有一个半车间，处于开开停停的状态。根本算不上一个完整的炼油厂。根据石油部全局安排，将部属的合川重庆两个军工油料厂与南充炼油厂合并，形成西南三线的一个特殊军工油料生产基地。由石油部炼制司调专管军工材料的任仕学处长任新组合的南充炼油厂厂长，并从兰州炼油厂，锦州石油六厂，抚顺石油一厂等调入技术骨干、技师、工程师等上百人。64～65年，炼油厂已拥有1800余人，是西南较大的军工油料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为常用武器用的机油、防锈油脂、高寒地带(-60℃)坦克机油等。最核心产品是航空用润滑脂，其中最重要的原料——地蜡，来自川中原油的残渣馏份中，生产过程复杂，产量极低，比黄金都贵，主要用于高温航空润滑脂。

　　我们从无到有，在短短三年时间(65～67年)里建成了十三套生产装置。文革中，我们集中全力抓革命促生产，全面完成军工生产任务。

　　我先后担任过实验室主任，质量检查科生产技术科负责人，副主任工程师。文革中，全面负责南充炼油厂的生产管理工作。

　　我在建设新车间工作中曾面临两次生死考验。一是酮、苯脱蜡装置扩建，二是用异丙醇新工艺脱沥青制80#地蜡，都是文革期间最重点的军工项目。从实验研究、中试放大，建立新装置，我都在负责此项工程。加热炉，异丙醇脱沥青新装置开工，我被任命为总指挥，调动全厂技术力量，力保新车间开工。经过局部调试到冷运转，一切正常后，正式开工点火的时候到来了。加热炉里，喷火嘴将炉体烧得通红。炉管内是异丙醇和石油。异丙醇等低沸点的溶剂在传统工艺中通常是用高压蒸汽在换热器中加热的。如今我们必须让它走炉管，在加热炉明火中加热，其危险可想而知。我们在施工中，对每一条焊缝，每一个接头都经过严密的检查，并由八级老工匠技师亲手操作，保证万无一失。点火，仍然是一个令所有人紧张的时刻。我站在操作工前面，说：“没事，我相信咱们老师傅的手艺，点火吧!我在前面，你在我身后，我是你最后一条防线”。点火!一声令下，炉火通红，顺利开工。从此，地蜡生产新工艺胜利上马，保证了关键性军工材料的生产。对此，石油部颁发了大奖。

　　改革开放重返校园 倾尽心力创办新专业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学校迎来了大发展，建立了一批新学科新专业，油田化学专业就是其中之一，您是油田化学专业的学科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为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费尽心血，请您回顾一下这段艰辛的岁月。

　　佟：我还是先说一下，时逢大变革时代，我的人生之路面临的又一次选择吧!

　　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我刚过四十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当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是继续在生产第一线。石油部炼油司调我去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炼油厂(或石油化工厂)，一个是宁波的镇海炼油厂，年处理量500～1000万吨，另一个是江苏石油化工总厂，职务是调度处长，或者是生产技术处长，由我考虑确定。这两个厂都是突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由古巴引进的全新世界一流技术，其水准超过了当年苏联援建的兰州炼油厂，我很向往，我比较倾向于镇海，因为我丈夫是宁波人，宁波市非常欢迎我们回来。当时，两个厂的商调函都已经发送到南充炼油厂了。

　　另外一种选择是重返校园，再创一番事业。我曾冷静地分析过我的优势和适应性，在十年文革动乱中，许多同志被浪费了青春。我们这一代人正值30～40岁时段，是成长到成熟的最关键时段，如前述不少人被浪费了青春，我很幸运没有浪费时光，全力投入三线军工建设，十年的辛勤劳动、日夜兼程，完成了军工最急需的十三套精细化工生产装置的建设、投产，也使自己在生产管理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扩大了专业领域，丰富了自己。例如分子筛分离技术、溶剂脱蜡、溶剂脱沥青新技术，α-烯烃制取、α-烯烃聚合等先进科技领域，这些对于创建油田化学专业都非常有用。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听组织决定。首先是南炼，四川局放人这是一道难关。后来一直拖到1980年，四川石油局杨型亮兼任西南石油学院院长，这才放我回学校参加油田化学专业的创建工作。

　　文革十年大学停办，如今重新起步的确是困难重重。当时油田化学专业设在开发系，油化78级是第一批学生，除基础课以外，其他专业相关课程如高分子化学、表面化学、三次采油、油田化学等都是新课，我们几位老教师边学习、边编写教材、边备课。我当时承担了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和教材建设的任务，并去成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进修。当时全国通用的最新的高分子化学是由浙大和天大合编于1980年出版的，其内容基本上与国际接轨。该书对本学科的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做了系统阐述，同时介绍了当时最新发展的理论和发展方向。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与外界隔离，对高分子科学的新理论、新发展方向了解不多，差距较大，因此老师们是处于边学边教的状况。为此，教研室全体老师对每一堂课都集体备课，课后立即回教研室讨论。这么认真地对待新课，使我收获甚多，好在我有高分子聚合物十年现场经历，对于掌握新教材还算顺利，科技大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主任请我帮忙辅导学生，课后答疑，一学期干下来效果不错，我边学边编写适用于我们油田化学专业使用的高分子化学教材。同时还抽空去听78级研究生的一些课程，我觉得最有心得的是“有机结构理论”，由一位七旬老教授裘先生主讲，十分精彩。在此期间我选做了一些适用于油化专业的高分子聚合实验，为返校后开高分子实验课做了准备。

　　1981年顺利地为油化78级开出了高分子化学课，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开出了高分子化学实验课。

　　“十张饭桌”开实验课

　　记者：您借用食堂十张桌子开设实验课，石油部领导都知道这事儿了，请您讲一讲其中原委吧。

　　佟：1978年，油田化学专业是在“一穷二白”条件下仓促上马的，1981年油化78级已经是三年级了，还没有专业实验室，大家都知道实验课对化学专业的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为此我们采用“土法上马”的办法，从食堂借来十张饭桌做实验，装上了高分子实验的仪器设备，千方百计凑全了实验所需的一切材料，在全体教研室同志的努力下我们成功地开出高分子化学实验。这种艰苦奋斗、努力进取的精神，受到了石油部人教司领导的嘉奖，这就是当时校内盛传的“十张饭桌开实验课”的故事。

　　在此，我要讲一下十张饭桌开出高分子实验课背后的故事。

　　“借十张饭桌开实验”这句话是自嘲也是有些调侃的味道，其实在新课的创业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充满了喜怒哀乐，借饭桌不过是一件小事。高分子实验课在备齐了各种仪器、设备、材料、药品和试剂之后，唯独缺少氮气，这是聚合反应中隔绝空气必须用的材料，而南充是一类城市，当时还不存在工业链，我们办学所需的物资都来自外地，我们所必需的氮气也要从外地拉回来，这是连想都不要想的，太难了!为此我们大伤脑筋，我们不但必须用氮气，而且是急需。无奈之中我忽然灵机一动，说：“到南炼的制氧车间想办法。”南炼二期军工工程上马时，因建设工程需要，我们特地在燕儿窝修建了一座制氧厂，从空气中经高压、低温、液化后用蒸馏分离技术提取空气中的氧气，而把氮气排放了，氧气装高压气瓶供工程使用。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求制氧厂给我提取氮气，我直接找到制氧车间主任，向他说明我来紧急求助的事由，他看我急得满脸流汗的样子，说：“老领导，别着急，我一定帮你解决问题。”他立即调动人马上大夜班，调整了生产工艺条件，连夜为我们生产了一批氮气，足够我们用一阵子了，问题总算解决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立马通知老师、实验员同志们，借个大板车将第一批高压氮气瓶拉回来，我记得当时雨后路滑，一片泥泞，从燕儿窝到石油学院一路上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运回来了，同志们十分辛苦。这一幕我永远留在记忆中。

　　高分子实验课改革 老师下达任务 学生独立完成

　　记者：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室后，您对实验课进行了改革，改变由教师发放实验指导书，学生“照方抓药”做法，请您谈谈实验课的改革情况。

　　佟：1982年，学院新实验大楼落成，我们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油化79级的高分子化学实验，我们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改变过去由老师发实验指导书，学生“照方抓药”的传统做法。由老师下达任务，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及反应条件独立完成任务，对高年级学生进行了科研工作的初步训练，学生在实验中，允许失败，支持学生通过多次实验方案的修正，多次的实验，最终获取合格的试制产品。为了学生能够随时到实验室工作，高分子实验室实行了开放政策。在上班时间，每天都有老师或实验员值班，指导和配合学生的实验研究工作，工作中学生是主角，老师是顾问，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中，效果非常好。我们认为，对于大三高年级学生进行初步的基本的科研实验的训练是完全必要的，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科研工作的基本训练均起重要作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层层选拔，您到达美国进修，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请您谈一谈出国的经历吧。

　　佟：1984年，石油高校有一批出国进修名额，我院初步选定30余人，参加石油部的初考，我想试试，临时报名参加了考试，后来通知下来我院只有6人过关，其中我算一个。我这是随意而为的，心里有点舍不得当时油化专业的建设工作。后来参加了广州中山大学出国的英语考试，通过后才下定决心去美国大学做科研工作，带着任务去的，还可以多学点先进科学知识，为油化研究生开课。当时我带去的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聚合物驱油机理的研究”，当时国内不具备此项研究的工作条件，去美国做也是一个机会。1985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愿意接受我作为访问学者，到该系做科研工作，并为我的课题提供一切物质条件。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是所百年历史的老大学，该校在州首府哥伦布市，是座大学城，OSU有学生7万人，是美国10所最大的大学之一，理、工、文、法、农、医、药、艺术等学院俱全。

　　由于我是该系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大陆访问学者，所以非常热情周到。系主任Dr.Zakin是一位犹太美国人，二战时在苏联，后来到美国求学工作，是世界著名的流变学专家之一。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对我很尊重。我报到的第一天就领了工作证，安排我的办公室，门上立即装上了我的名牌，同时在系大楼门厅，在全系教授的照片园地，在很显眼的位置贴上我的照片，注明这是中国的访问学者，向全系师生介绍。与此同时给我在三楼安排专用实验室，大概有60平米，供我一人使用。

　　在我领到的钥匙中有化工系大楼、办公室、实验室还有计算机房，这些都可以随时进入。

　　Dr.Zakin派一个工程师麦克做我的助手，帮我装置实验设备，搬来高压氮气瓶，买所需的化学剂。其中有一项是填充实验装置用的不同粒度的石英砂，他们要从英国进货，这也在一星期后准时送到。至于我所需要查询的资料、图书等，都可以送到我专用的文件柜中，这样的工作效率使我十分感动，我想在这里工作一年相当于国内至少三年的工作量，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做更多的事情，我从早上九点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夜间十二点，早餐中餐都吃面包，晚上回宿舍煮上一碗面条，这就是我的生活。中午1～2点，我还要用这点休息时间去听课，表面活性剂、高分子化学、强化采油等，一是扩大知识面，二是为回国后的研究生课程做好准备。系主任Dr.Zakin虽然不懂石油，但他对我的实验帮助很大，我需测定聚合物分子量，化工系没有这种仪器，他帮我联系药学院教授，我可以到他的实验室使用他们的仪器，还有威森堡流变仪，我根据实验需要，请技师为我改做了一个小零件，就因为这种改制，才让我得到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一年里我没有周末和假期，后来我们全化工系的研究生都和我一样轮流加班，化工楼的灯从傍晚到天明从未熄过，Zakin大为感动，说我为他们树立了刻苦学习工作的典范，对我取得的科研成果非常高兴，他和他的夫人特地请我到他们家过元旦，过圣诞节，在这全家人团聚的餐桌旁只有我是唯一客人。我们化工系有一个台湾博士团队，我叫他们团队，是因为他们很团结，对人礼貌周到，一直对我以老师相待。在生活中承蒙台湾学生的照顾，每周五晚都是他们开车送我到远远的超市一起买一周的食品，如果没有他们的照顾，我又没钱吃食堂伙食，那我就无法生活下去了，更谈不上做这么多的工作。我们都是中国人，又都在异国他乡，我们已经成为友好的一支中国团队。

　　出席美国学术活动和加入美国科学家协会

　　记者：您在美国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赢得美国同行的敬重，并与同行开展了友好的学术交流活动，加入了美国科学家协会。请您给我们分享分享。

　　佟：先讲一讲，美国人眼中的我这个中国学者。想通过一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在化工系工作的初始时期。有一天Zakin交给我一份他指导的硕士生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流变学的学术研究内容。我仔细地看过一遍后感觉不妥，这篇论文数据有问题，当然其结果也是错误的，我就直言相告，此论文有原则性错误，他的数据与其实验结果不相符，结论是凑出来的。中国人说英语自然是直来直去的，不会拐弯，也没有那么多流利的口语，我当时就想Zakin肯定会不高兴，但是我也不能说假话呀。Zakin拿过论文将我指出的部分又看了一遍，然后对我一笑，说“感谢你为我把了关”，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认为我品德优秀，学术作风好，是位好老师。对美国学者的学风人品，我很钦佩，他们对学术问题中的分歧意见，只认真理，不讲情面。

　　出席全美流变学学术会议。1985年10月，我和OSU化工系的流变学研究团队在著名流变学家Brokye博士和系主任Zakin博士带领下出席了在密歇根州举行的国际流变学学术研讨会(每年一次)，我们团队中有两位刚毕业的博士发表了论文，与会者百余人，其中美国学者占三分之一，欧洲和印度的学者占三分之一，亚洲学者占三分之一，我能有这个机会很幸运地听到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也看到我们中国(包括台湾)人在国际学术的金字塔上有相当高的地位，感到非常欣慰。

　　化工系每周都有一次“西蒙纳尔”学术讲座，经常请国外专家报告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及发展动向，全系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必须参加，这种学术交流的方式很受大家欢迎。有一次请了一位日本环保专家Dr.Kunii，主讲如何治理“白色污染”问题，主要是针对废弃塑料制品对地球、人类、海洋生物形成的严重危害，这在当时高分子材料发展应用的高峰期，“白色污染”是对环境安全最大的挑战，日本人对环境安全的研究进入得较早，特别是针对“白色污染”研究成果较多，Dr.Kunii在报告中介绍了他处理废弃塑料制品反应炉及工艺流程。会后我专门拜访了她，他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许多环保问题，同时也涉及到高分子科学的发展方向，我收获很大。我想在油田应用高分子材料时，尤其是海洋钻井，要特别注意环境安全，要意识到这是高分子材料应用中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道难题。

　　很快地进入了86年，春天来了，我的研究课题“聚合物稀溶液在孔隙介质中的流变行为”也顺利完成了。大量的实验结果证明了聚合物稀溶液在孔隙介质中的粘弹行为，确立了聚合物驱油机理的新理论。此文在回国后中日共同主办的国际流变学学术会议上发表，获高度评价，并全文收集在会议论文集中，此后被广为应用。

　　记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百年校庆，校长亲自推荐您加入了美国科学家协会，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其中的故事吧。

　　佟：1986年春，系主任Dr.Zakin给我一张加入美国科学家协会的表格，推荐人是OSU校长，适逢OSU百年校庆有名额，校长特别赞赏我在OSU的表现和研究工作成果，所以推荐我加入该协会。当时我感到有点出乎意外，表示我不太合适，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资历不够，Zakin说你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证明你具备会员资格。不久申请被批下来，我被接受为正式会员(FULL MEMBER),另有两位博士成为副会员(ASSOCIATE MEMBER)，我感到这是我的荣幸，也是中国访问学者的光荣。

　　应用化学系成立 油田化学走向新阶段

　　记者：您担任系副主任和教研室主任多年，一直紧抓教学工作，请给我们谈一谈这段工作经历。

　　佟：我85年出国时，油化专业还在开发系，86年回国时油化就已经归入应用化学系了，除油化专业外，还建立了一个环保专业，我被任命为第一副系主任，主管教学、专业建设。我想先谈谈油化专业的情况，油田化学专业自成立到85年是在开发系，可以说是初建的第一个阶段，完成了学科方向的确定、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制定与落实，实验室部分建设(有部分专业实验室未建)、师资队伍建设，经过几年的人员流动筛选，几番折腾之后，最后由毕业生留校任教，充实了教师队伍，总算有了一只油化教师团队，使油化教研室工作大为改观，基本上完成了油化专业本科生教育的建设工作。在此阶段内，我最深刻的体会是，油化专业设在开发系是最明智之举，油田化学最相关的学科是石油工程，在学生教育和科研工作以及研究生的培养，都需要两个专业的结合。在初建时期，开发系是油化的依托，可以提供教学、学生管理及师资等方面的支持，可以说无论在油化专业的任何发展阶段，石油工程永远是最佳合作伙伴。

　　应用化学系成立，油化教研室脱离石油工程系归入“应化”，油化教研室原开发系老师基本上归为开发系，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原本稳定的油化教师队伍再次陷入紧张状态，我们费尽心力，再次调入和招收毕业生及研究生毕业留校，重新培养补充了油化教师团队。另外一个问题是，油化专业的实验室远远达不到专业需要，主要是没有经费购买大型仪器。在开发系时，由于当时学校并没有在油化专业建设上投入任何专用资金，没有购置专业必需的重要的大件设备，如果在开发系我们可以使用泥浆研究室、固井实验室、三次采油实验室的相关仪器设备进行本科生毕业论文和研究生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开发系，这些几十万、上百万的设备，则不可能再去使用。临时借用，每次都要实验费用，我们刚刚开张，还不可能去接任何横向科研项目去赚钱，没有精力也没有手段，所以我们油化专业在这方面处于瓶颈状态。这是我们在建设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麻烦。在此阶段我们的最大优势是，毕业生到油田工作，由于专业对口学有专长，深受油田的欢迎，这支新兴的队伍使油田用的化学剂的开发应用展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油化78、79、80、81、83级等毕业生择优留校任教，有陈大均、姚晓、马喜平、张熙、何雁、黄志宇、杨兵、王兵，以及后来研究生留校的陈馥、李文建、李秀花等，成为油化专业的主力军，后来都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为油化专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油化专业从86年起招收了研究生，我为“油化”开辟出两个研究方向，其一是三次采油，其二是油井水泥外加剂，均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油化团队承担了两项国家项目，获部级科技一等奖一项，我是两项国家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教材建设方面，《油田化学》一书经过多年教学实践，不断修改更新内容，最后于1988年正式出版，全国八所高校及各大油田订购千余册。获院评优秀教材一等奖，华东地区高校教材评了二等奖，《聚合反应原理》、《流变学基础》也先后出版。

　　1992年我被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的教育专家”荣誉称号并授予奖牌，同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发展我国高校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而发给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受此殊荣，对党对人民心怀深深的感恩之情，更激励我努力地为石油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我在89年55岁时卸任系副主任一职，随后，由于工作需要经院领导决定，我再次任油田化学教研室主任，兼油化研究室主任，继续承担油田化学专业建设，直到96年底退休。

　　组建天然气加工新专业

　　记者：天然气加工专业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办起来的?请您讲一讲。

　　佟：1988年，石油总公司决定将于1992年停止我院环保专业招生，那么应用化学系就只有油田化学一个专业了，在此紧要关头只好另找出口。当时考虑到四川有天然气的优势，眼下又缺天然气加工技术的人才，所以决定开办天然气加工专业。我是石油化工专业出身的，责无旁贷，只好出马担起组建“天加”专业的担子。我记得早年苏联曾有过天然气加工工程专业，也有这方面的资料书籍可以借鉴，于是我请四川天然气研究所的徐文渊老总协助，帮我找出许多俄文版的有关天然气加工的书籍和教材，我照猫画虎地凑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天然气加工专业建设方案，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报请有关领导批准后立即于1988年开始招生，在课程设置中我特意添加了石油化工的部分课程和环保课程，使“天加”毕业生将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专业初步组建完毕，进一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建设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我们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化工人才，我专门抽出诸林和王兵两位年轻教师作为骨干重点培养，后面的工作交由尹代益老师负责，天然气加工专业将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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