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学子到新闻教育开拓者 ——刘树田口述实录

注：本平台为第三方资讯平台，不是院校官方，网站内所有信息只做参考，并不代表院校官方，招生信息以官方最新信息为准，如果不知怎么找官方，可以咨询在线客服寻求帮助。



　　从新闻学子到新闻教育开拓者 ——刘树田口述实录

　　刘树田，兰州大学原新闻系主任。生于1936年，祖籍山东，十岁随父母移居上海。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居民区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完五年制本科后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84年兰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独立为新闻系，他担任新闻系党支部书记。从1986年到1997年，他担任系主任达11年之久。在这11年中，他带领广大师生，将兰州大学新闻系办成了国内新闻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和颇受认可的新闻院系。2016年，被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授予“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2019年，在兰州大学110周年校庆举办之际，被评为“兰州大学坚守·奋斗杰出贡献奖”。

　　说起我这辈子，可以说，生活在两个一公里之内。从小学到大学，生活在以复旦大学为中心的一公里以内;参加工作后，生活在以兰州大学为中心的一公里以内。除去实习、出差等工作外，我的主要人生轨迹都是在这两个一公里之内完成的。

　　我193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群众家庭。父亲做生意，母亲是家庭主妇，兄弟姐妹一共七个。除了弟弟、姐姐和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之外，其余四个兄弟姐妹都在部队工作。

　　考大学前，我原本想学工科。主要因为，一，当时我就读于同济附中，同济附中非常注重工科，在工科方面非常强，工科方面的老师很优秀;二，5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当时，这个口号在全国叫得很响亮，非常吸引人，一时成为很多行业努力的方向，也成为许多年青人选择理想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向科学进军”，学工科自然是最直接的途径。在这种背景下，考大学时我就打算填报工科。但是，没有料到的是，高考体检的时候，我的身体被发现不符合工科的要求，主要是平足。学不了工科，老师说，那就学文科吧。于是，不得不考虑文科类专业。

　　准备学文科时，我也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说一定要学新闻。那时，我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工课、理科、文科都行;文科中，也没有对哪一个学科有特别的偏向。后来报了新闻专业，只是因为自己觉得，如果学文科，中文显然是最基本的，而新闻专业一开始就属于中文系，加上我喜欢接触社会，兴趣比较广泛，因此就选了新闻。决定选新闻时，复旦自然是首选。一来，复旦离我家很近，二来，复旦新闻专业不仅在复旦是很强的，而且在全国也很强、很有名。于是，就报了复旦新闻专业，并以平均8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了。这个成绩在当时复旦的录取分里是相当高的。

　　我进复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制由四年变成五年，所以，我的大学是上了五年的，从1955年一直上到1960年。虽然上了五年的大学，但真正扎扎实实的上课、学习，却只有一年半，即1955年入学到1956年后半年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当然，这一年半里，确实学得很扎实，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时我们同学里面有不少人水平很高，有些同学上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过好些文章，入复旦后更是勤奋。这使得我们当时整体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很好，大家都很努力。同时，与人大新闻系较贴近政治不同，复旦新闻专业更贴近新闻业务本身，更注重实践，学生练笔和实践的机会较多。系里经常组织学生到《解放日报》、《文汇报》去实习，包括大实习和小实习，大实习半年，小实习经常安排在假期。复旦新闻的这种特点使我们的大学生活虽然只是扎扎实实学了一年半，但收获还是很大的。

　　一年半之后，即从1956年后半年开始到1960年毕业，我们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一直“运动”到1960年毕业。因为一直搞运动，最后的毕业论文大家大都是凑合着写了一篇交差。当然，并不是说，运动时期我们就一点东西都没学到。复旦有个特点，无论什么运动，它不会完全放弃专业，单纯去搞运动。它可以往你这边靠，但它的业务是不丢的。其他学校一搞运动，专业学习就完全停了，复旦没有，所以，即使搞运动的那几年，我们的专业学习还是有的。另外，在参加政治运动过程中，我们也有收获。运动中大家政治热情很高，相互辩论，写辩论文章， 经常12点之前不会睡觉。文字、思想等，在这个过程中都有所提高。

　　当然，说起在复旦的生活，至今回忆起来，收获最大的还是上课。那时复旦很多老师的课，包括采写编评等，都上得很好。老师们上课很认真，我们学生也非常好学。当时课程安排很紧(我指的是最开始的那一年半)，每周最起码8门课，每门课一般都在三、四个学时以上。回忆起那时不少老师的教学，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尤其是王中老师的课。

　　王中老师在第一学期就给我们上课，上的是《新闻理论》。王老师上课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实在，一点不教条，讲得很活，从来没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之类条条框框。他讲课从来不拿稿子，娓娓道来，完全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但每当你听完他一节课，一些观念就不知不觉扎根在你脑海中了。每次王中老师上课的时候，不少外系的学生都跑来听课，窗口、门口都站满了学生。我有个自认为并不夸张的说法，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新闻教育界里，没有谁的课能超过王中老师的课。

　　遗憾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王中老师被打倒了。刚开始批王老师的时候，我们学生都是“保王派”，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认为王老师的观点有道理。王老师是老革命、老党员，他从没否认过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观点，他只是认为，报纸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具有商品性，因此，不能把报纸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像他办报要有读者观念、要考虑读者需要等观点，也不是要否认党性观念，只是想对已有的党报理论进行补充。虽然王老师的观点很客观，很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被批倒，但是，因为对王老师观点的批判很快超出了观点争鸣的范畴，很快将王老师定性为右派、反革命，因此，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很快开始转变立场，跟着写批判王老师的文章，在《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毕竟，年轻人还是很单纯、很幼稚的。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很遗憾，由此也更加怀念王中老师。

　　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从复旦到兰大

　　大学生活结束时，大家都面临确定工作去向的问题。那时大学生毕业，不像现在，需要自己到处去找工作，而是只须填报志愿，由学校分配。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越是重点学校的学生，填报志愿时越要选择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般会选择去边疆。这并不是出于强迫，当时的学生可以说个个都是一腔热血，怀着支援国家建设的热情，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西藏，第二志愿是青海，第三志愿是甘肃。填完志愿没几天，分配结果出来了，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没让我去，而是让我来甘肃。那次有四个同学分配去了西藏，都是挑的身体很好的。后来知道，之所以没让我去西藏、青海，主要是考虑到我身体不算太好，因此将我分到不算太边远的甘肃。当时学生分配，不像现在，是全家的事，父母会为此周密筹划，劳心伤神。我当时从填报志愿一直到最终分配，父母都没干涉，没管，分配结果出来了，他们也没有太多担忧，分了就分了，服从国家分配嘛。

　　到甘肃后，单位确定在兰州大学。兰大中文系1959年开办起了新闻专业，急需新闻专业教师，我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就是为了给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带课。我当时主要负责《新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中文系新闻专业1959年创办后，一共招了三届学生。1965年之后三届学生全部毕业离校，就没有新闻专业的学生了。虽然新闻专业没了，中文系还让我继续上了一年新闻方面的课，主要是觉得上一些新闻方面的课对中文系学生很有好处，因为，当时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有很多要去新闻单位工作。一年之后，新闻方面课程停了，我开始转到文论方面，主要是担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教学，一直延续到1983年复办新闻专业。

　　当时停办新闻专业，和大环境有关系。1959年创办新闻专业是基于很多新闻单位对新闻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但是很快，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大学教育开始紧缩，很多大学50年代先后创办的新闻专业相继停办。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创办新闻专业的热潮才重新开始，只是有些院校的新闻专业是复办，有些是新办。兰大中文系也开始于1983年复办新闻专业。

　　说到最初来甘肃工作，虽然给我分配的正式单位是兰大，但甘肃日报当时也希望我能到他们那儿工作。于是，我就在教书之余，经常去甘肃日报跑新闻，两头上班。兰大有课时，就来上课;没课时，就出去采访。那时，我不管上课还是出去采访，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我当时跑的是工交口，兰州工业主要分布在西固区，因此，我那时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偏远的西固。我一个礼拜基本跑三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出发。由于很难吃到馍馍，出发前往往买四个洋芋蛋。不敢立即吃掉，一般总是留到到了兰州主城区和西固交界的深沟桥，才在深沟桥的马路边把洋芋蛋吃完，然后进入西固，去兰炼或兰化采访。路上一般要花费三、四个小时以上。那时候其他倒没什么，主要是饿，不过毕竟年轻，也就熬过来了。

　　建系时光：天时、地利、人和

　　1983年兰大决定复办新闻专业时，还只是准备将其作为中文系的一个专业来办，但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进校的1984年，新闻系却已经诞生了。这一级学生，也就是84级，就成了兰大新闻系历史上的首届学生。

　　兰大最初准备复办新闻专业，乃至于最终直接办成了新闻系，既与“文革”结束后新闻战线拨乱反正，亟需大量具备新闻学基本理念、掌握新闻工作规律和业务能力的人才这一大背景有关，也与当时教育部、甘肃省与甘肃主要新闻单位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兰大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前边说到，兰大最早的新闻专业，本身隶属于中文系，后来因为经济困难停办了。80年代初，面对全国范围复办和新办新闻专业的热潮，兰大也希望恢复以前停办的新闻专业。恢复新闻专业，对中文系来说，意味着自己所属的专业能够较多样化，意味着专业的拓展，因此，中文系对复办新闻专业的热情挺高，挺积极主动。

　　当时复办的时候，教育部和甘肃省都很支持。教育部从地域布局角度考虑，希望能在其所属的西北高校创办一个新闻专业，刚开始考虑的是陕西，但陕西的高校不积极，于是就支持对复办新闻专业很积极的兰大。

　　从兰大新闻专业复办这件事看，甘肃省确实不保守。当时，甘肃省主动承诺支持兰大办新闻教育。这一点，与当时甘肃省委宣传系统对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视有很大关系。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就是甘肃省具体承办的。那次讨论会不仅来了众多新闻单位代表，而且来了很多新闻学界大家，像甘惜分、王中等都来了。当时甘肃省还办了一个《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刊物，刊登新闻理论、历史、业务、政策等方面的文章，面向全国发行，影响很大。这些都说明，甘肃省当时对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确很重视。既然重视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支持兰大办新闻教育就是情理当中的事了。而且，当时省上的确很需要人才，这也是在给省上培养人才。

　　当时的媒体也很支持我们。那个时候，媒体和高校可谓一盘棋，就像一家人。兰大准备复办新闻专业时，甘肃日报社、新华社甘肃分社非常支持。当时从甘肃日报社调来了两人，从新华社调来三人，像张默、李海峰，就是从甘肃日报社过来的，像担任摄影课的王振山就是从新华社过来的。

　　当时新闻单位的人到高校来当老师，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你必须要有较好的学历背景，倒不一定非要学新闻专业出身，但是具备较好的学历这一点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二是你得对新闻专业感兴趣。从这两点看，当时从新闻单位来的几个人，不仅具备很好的学历背景，而且都是新闻科班出身，对新闻业务和理论都很有兴趣，也很有心得。像张默、李海峰是从复旦毕业的，王振山等是从人大毕业的，他们都很出色。

　　这么多人大、复旦新闻科班出身的人共同参与复办兰大新闻专业，这也是为什么本来要在中文系复办的新闻专业，最终却直接办成了新闻系的重要原因。当时除了从新闻单位调来的几位人大、复旦出身的人外，还有从兰大校部机关调来的牛振国、唐少卿和一直在中文系任教的我。牛振国、唐少卿是人大新闻专业毕业的。这么多人出身于人大、复旦新闻专业，这是后来我们与复旦、人大长期保持非常密切而良好关系的重要原因。

　　说实话，我个人当时觉得办成隶属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其实对新闻专业是最有利的，因为毕竟，新闻专业是离不开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的。若在中文系办新闻专业，就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借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的力量，这对学生是绝对有好处的。但是从新闻专业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如果有条件办成系，对新闻学科的发展自然是最好的。

　　从新闻单位调来的和从校部机关过来的新闻科班出身的老师，再加上从中文系分过来的一些老师，建系之初整个教师队伍加起来有十几个人。与现在不少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四、五十甚或五、六十人的规模相比，十几个人似乎有点太少，但在当时，这个数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当时不少大学新办新闻专业，一般就七、八个或十余人就办起来了。

　　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大家干劲都很足，对教学工作很上心，很努力，每个人都差不多带两门以上的课。虽然当年本着支援国家建设的目标来到甘肃的不少人大、复旦出身的人后来大都相继离开了兰大，离开了西北，但在新闻系创办之初，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是当时建系的基本班底。

　　创造光荣：全国前五，西北老大

　　从1978年到1984年兰大新闻系创办之前，全国恢复或新办的新闻专业或新闻系已经有差不多10家左右。因此，兰大新闻系的创建时间的确不如一些大学的新闻系早。但是，兰大新闻系的起点却比其他院系明显要高一些，如前边说到的出身于人大、复旦的科班教师的数量，甘肃省和教育部对我们的支持等。正因为这些，兰大新闻系创办之后，很快在全国新闻教育系统中获得了众所公认的地位。

　　从1986年到1997年，我一直担任新闻系主任。在和全国新闻教育、新闻实践领域很多领导、同行，包括教育部一些领导交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地位。在各种交流中，我们和人大、复旦新闻系的负责人完全是可以平起平坐的，他们从来不把我们看成是无足轻重的，一直对我们很重视，很尊重，是很平等的那种哥们关系。兰州大学本身是重点学校，教育部相对也更关心些，因此，在西北，兰大新闻系绝对算是老大了。在全国新闻教育圈，当时兰大新闻在大家心目中也一直被排在前五，人大、复旦、广院、武大，接下来就是兰大。即便是武大，虽然在大家心目中排在第四，但当时武大自己并不敢说他们就比我们强。当时，我们基本上是齐名的。当然，现在不少东部发达地区的新闻院系，包括武大在内，条件确实比我们好，发展很快，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时兰大新闻系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与复旦、人大天然存在的血脉联系和多年交流维持的良好关系。我们和人大、复旦之间的特殊情缘和血缘，以及与此相关的密切交流，是其他兄弟院系所没有的。我们的师资队伍本身也非常努力，不仅在教学上很努力，在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办系经验等方面，我们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兄弟院系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绝对认可的。当时几次全国性课程改革，我们都参与其中，而且走在前面。我们既继承和汲取了人大、复旦的不少好经验，同时也发展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好做法。

　　我们的对外交流与学习一直抓得比较紧。我们在新闻学自学考试委员会、教指委等新闻教育领域的重要团体组织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当时教育部委托复旦、人大创办的教师进修班，我们积极选派年轻教师去参加、学习。当时曾选派段京肃、李文去人大学习，选派戴元光、李惠民、孔祥军去复旦学习。这些被选派进修学习的老师大都成了新闻系的教学科研骨干和中坚力量，不少人后来相继成为系主任、院长或副院长。戴元光等人那本被外界评价为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深入地介绍传播学基本理论的书《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就是他在复旦进修学习之后与其他学校的老师合作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外界给予的评价是很高的。

　　当时兰大新闻系之所以获得那样高的地位，与我们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口碑好有更直接的关系。毕竟，新闻教育单位的核心目标与任务是教书育人，学生就是你的产品，你的产品不行，你自然没地位，没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生很争气，在外界口碑很好。我们的学生当时去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很多，工作都很出色，影响很好，尤其是新华社系统。我们很多学生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干得都很好。现在新华社不少分社的社长、副社长都是兰大新闻专业毕业生。在《人民日报》系统，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在新华社的多，但干得也都不错。

　　我们的毕业生之所以口碑好、广受欢迎，从业界的反馈和评价看，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专业基础扎实，上路快，后劲足;二是踏实，能吃苦耐劳，有吃苦的作风;三是政治上比较稳当，不爱冒尖，政治方向正确。这三点到现在为止都是绝对保得住的，也是大家公认的。这几方面特点，既和兰大本身勤奋求实、艰苦朴素的校风有关，也与我们从事新闻教育的理念与做法直接相关。

　　我们对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的把握，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新闻教育，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两头都不偏废。其实，新闻教育办得好不好，这个问题的确是关键。这话大家平时都在说，但它绝对是最重要的，绝不是空话。有些学校，片面重视技能培养，找几个写作老师，觉得让学生学会写消息，就可以了;有的学校呢，没有好一点的采写编评等业务课老师，讲课全是理论化的东西，从理论到理论，不注重实践，上课基本上空对空。这些都是不行的，不可能培养出适应新闻单位需要的学生，更不可能受媒体欢迎。

　　理论与实践结合，关键是要看落实，要体现在课程体系中，体现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在对学生的日常训练中。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做得一直是不错的。比如，在如何对待实习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安排有大实习和小实习，大实习半年，小实习主要利用假期。这个模式这么多年一直贯彻下来了。比如，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实习和课堂训练之外，我们过去曾经探索出了一个很有效的做法，那就是办黑板报。过去中学里大家都办黑板报，而我们却把办黑板报作为对新闻专业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动手能力培养的重要方式。

　　当时规定，每个学生办一期，写稿子、编辑等都是学生自己干。每期黑板报出来了，大家都会驻足观看，评头论足。这给办的学生很大压力，同时也成为一种动力。办好了，首先能获得每天驻足观看的师生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每次办完我们还要评比，办得好的就给奖励。

　　黑板报版面尺寸有限，内容务求短小精悍，消息一般几十个字。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几十个字，要把一篇消息交代清楚，写得生动，那是很不容易的。消息五要素也罢，四要素也罢，最主要的信息你得交代清楚，最主要的新闻价值你必须体现出来。因此，看似小儿科，真正做好却不容易，也因此，对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很有效。

　　我们的新闻教育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踏踏实实，没有什么花架子。我们在教学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把理论和理念的培养贯穿到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中去，融化到学生的血液中去。这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无形的。我们的学生在外界口碑好、质量高，主要原因就在这个方面。他们可能不太会说，但是他们能实实在在地干，他们拿出来的东西很好，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反思与希望：希望兰大把这个头带起来

　　干新闻教育几十年，也有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几十年来一直忙于教学、忙于培养新闻人才，对如何把新闻教育、新闻教学工作搞得更好，更符合新闻教育的规律，更符合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要求，却缺乏深入而专门的研究。虽然兰大新闻系和一些新闻院系一样，有自己一些较好、较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但从整体来看，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零打碎敲，缺乏对新闻教育和教学问题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研究或很少研究教学问题，这可能是文科不少学科的共同问题，只是新闻学科表现得有点突出。

　　与不研究教学相关，我总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许多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体系还是有问题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没有人很好地加以总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不科学，缺乏有机性。课程设置方面，想起什么课就设什么课，社会需要学生具备哪方面技能，就设一门相对应的课程，今天加一门课，明天加一门课，不同课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缺乏全盘的、整体的考虑。课与课之间，表面看似乎是有机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关系，又不清楚。这些都需要有人进行深入的专门化的研究。毕竟，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了，在新的时代，它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了，因此如何使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变得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就成为亟需研究的十分重要的事。

　　我退休之前还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却没看到有多大的进展，从课程体系的建设，到每一门课程的培养目标、教学观念、方法、途径等，一直缺乏专门的全套的研究。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课程体系建设，都必须有这么一套。没有这么一套，始终成不了真正科学的东西。在我看来，课程设置应尽可能考虑得更细一些，更有针对性一些，也更具有整体性、关联性一些。教学最讲究内在联系，而不是表面的东西。要让课程设置更有利于学生的培养，让一门课能带动几门课。新闻教育需要关注实践领域的需要，但这个需要不是零碎的需要，应该具备长远的、整体的眼光。应该从更大和更高层面上来考虑新闻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架构，应该深入研究新闻传播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使新闻教育的外延得到适当延伸。

　　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才。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培养新闻人才，最怕培养出书呆子。我一直认为，在培养新闻人才方面，最重要的是扩展其视野，提高其认识社会、接触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当然，文字功底是最基本的。文字功底好的同时，视野必须要开阔，要有接近群众、接近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要接地气，要大众化一些。其次要有较强的判断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社会问题与现象，尤其对政治领域的问题，要有敏锐的反应，思路要清晰，出活要快。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必须有利于这种人才的培养。

　　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然而，现在很多老师大都不愿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和功夫，大家更重视学术问题的研究，而很多学术研究的选题距离新闻教育实际和社会生活实际大都比较遥远，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希望兰大新闻院的老师能在新闻教育规律的研究方面下点功夫，把这个头带起来。

免责声明：本站所提供的内容均来源于网友提供或网络搜集，由本站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交流学习使用，不涉及商业盈利目的。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本站管理员予以更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