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声】陈岸瑛：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目标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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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之声】陈岸瑛：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目标和标准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该计划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任务(到2020年)，但是并没有明确描述传统工艺振兴的终极样态。在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传统工艺行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以及如何转型，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传统工艺振兴的目标和标准。

　　(一)

　　新时代振兴传统工艺的主要语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因此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有关振兴的表述：“‘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viability)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1]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传统文化，在世代相承中保持其生命力，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从上述表述来看，“振兴”是非遗保护的最高级别，其相应的英文表述是revitalization，也即，让非遗项目恢复甚至赶超其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

　　方李莉认为，景德镇自20世纪90年代改制、转轨以来，民窑生产和传统工艺重新开始繁荣发展，到2006年已超过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最高发展水平，并以“景漂”的出现和创意阶层的聚集，作为景德镇复兴的标志性现象。方李莉指出，景德镇的复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至90 年代末。“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在景德镇周边的许多农村开始形成一些仿古瓷生产集散地”，“当时的生产者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瓷厂的下岗工人，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工。技术来源主要是曾经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各大瓷厂的美术研究所，试验组工作过的工艺师、技术员，因为只有这些地方还一直保持有具有艺术鉴赏性的手工陶瓷的生产技术。当时的景德镇为了生产仿古瓷，不仅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家庭作坊制，就连作坊类型、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也都几乎一样”。“正是这一时期的仿古瓷制作让景德镇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当地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传统的手工艺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生产制度等，而这些正是我们所认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

　　景德镇复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90 年代末到 2006 年。在仿古瓷的制作以及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的过程中，景德镇涌现了一批制瓷大师，而且赢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从 1979 年到1996 年17 年的时间，景德镇共评上全国工艺美术大师 12 人(1997 年至 2006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暂时停止评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些大师和教授们的作品开始受到中国大陆以外市场的关注，当时的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出现了一些收藏家……这样的现象对于景德镇传统手工艺的复兴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在景德镇的莲社路出现了许多的陶艺廊，专门卖‘大师瓷’，这是景德镇从未出现过的新生事物和新的现象。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嘉德和保利两家拍卖公司开始拍卖当代陶瓷艺术品，其中景德镇占了半壁江山，最贵的作品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可以说，景德镇传统的陶瓷手工艺就此不仅得到了传承，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景德镇的工匠地位(指大师级的工匠)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3]

　　景德镇复兴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6年至今。一方面，自2006年开始，景德镇大师作品在内地开始有了市场;另一方面，景德镇的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了“景漂”现象。随着创意阶层的集聚，“在景德镇又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手工陶瓷生产集散地，这些集散地和20世纪90年代的仿古瓷集散地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手工艺陶瓷主要是生产仿古瓷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则主要是生产艺术瓷和具有个性化和艺术化的手工生活用瓷”。[4]

　　以景德镇等案例为基础，方李莉提出了非遗保护3.0版本的概念。她指出，“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今天及未来的发展服务，因此保护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要在保护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创造力，并将其发展成为本民族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这是一个层级递进的完整体。在这样的完整体中，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级：第一，是做先行的记录和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确立非遗的保护名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 1.0 层级;第二，当我们确立了非遗的保护名录以后，需要确立非遗传承人，并为他们传承非遗文化和技艺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2.0 层级;第三，科学家、艺术家们挖掘非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或艺术上的创新，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或艺术的成果，贡献给全世界，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这是非遗保护所带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层级，也可以称之为非遗保护的 3.0 层级。”[5]

　　对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上述那段话，方李莉所说的非遗保护3.0层级，实际上就是“振兴”这一非遗保护终极目标的达成，非遗一旦活化和振兴，便不再需要“保护”，而是自己就蕴含了无限的生命力。在她看来，创意阶层在景德镇的集聚，促进了传统工艺的创新性发展，并使得景德镇崛起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富于吸引力的文化中心。“不仅是在景德镇有这样一些年轻人，在江苏的紫砂壶之乡宜兴，在江苏的刺绣之乡的镇湖等许多传统的手工艺之地，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年轻人群体，他们也是中国走向非遗保护 3.0 层级的最有希望的生力军，并且是一支浩大的促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生力军。由于他们的出现，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城市和传统的手工艺地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开始成长为新的文化和新的经济中心”。[6]

　　(二)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对振兴目标的描述是：“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丰富传统工艺的题材和产品品种，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培育中国工匠和知名品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到2020年，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7]这里设立的是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对于传统工艺振兴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并未展开叙述。在此意义上，方李莉上述基于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反思，对于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振兴目标和标准是极具启发意义。或者说，景德镇、宜兴、镇湖等传统工艺产区的复兴、振兴案例，为振兴中国传统工艺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标杆。

　　以2006年以后的景德镇为参照，“景漂”现象的出现是景德镇从复兴走向振兴的重要征兆。“景漂”的出现，意味着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吸引创意阶层集聚的创意城市。2002年，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创意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由此催生出一个新的阶层，也即“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据他调查，创意阶层对工作的要求不仅包含薪酬和福利，还包括办公环境和城市环境。“随着以公司为主的生活方式的渐渐退隐，一种新的权力等级已在城市之间渐渐兴起。生活的城市也成了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重要象征”，只有更具包容性、更富活力、更具文化魅力的城市，才能吸引更多的创意人才，“创意阶层新的地理分布正影响着美国各地区的竞争优势”。[8]能否聚集创意人才将成为影响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欧洲人较早意识到创意城市的建设问题，自1985年就开始评选“欧洲文化之都”，目前有近50个城市获得这一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提出建立“创意城市网络”，将创意城市分为文学、电影、音乐、民间手工艺、设计、媒体艺术和美食7个类型，致力于促进全球创意城市的发展以及相互间的合作。在世界各地建设创意城市的过程中，美术馆数量在新世纪以后明显增多，艺术双年展、艺术博览会、设计周和设计节则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产生。据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全球共有知名艺术双年展149个，其中1990年前创办的有26个，1990年到1999年之间创办的有36个，2000年至2012年创办的有87个。[9]从2000年初到2012年底，全球以城市冠名的设计周、设计节从原有的10个迅速增加到了近60个。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创意城市的建设自新世纪以来成为了一种全球热潮，艺术和设计展会都呈加速度增长。[10]

　　我国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但二三线城市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往往变成一种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不少地方空有楼盘，却没有像样的文化企业进驻，也没有像样的文化经济活动。这一方面固然和政府监管不力有关，但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创意人才的缺乏，或者说，创意人才都被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吸引走了，很少愿意留在二三线城市。有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是小商品繁荣的时代，1990年代是房地产繁荣的时代，21世纪则是创意经济时代。房地产曾是中国城市更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新的产业形势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城市功能的升级，不少城镇将走向衰败，甚至出现空楼、空城的局面。在下一轮的城市化运动中，如何发展城市文化，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将成为考量各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2000)一书中指出，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是建设创意城市的重要资源，“文化资源是城市的原料，也是它的价值基础……而创意则是利用这些资源，并助使它们增长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城镇不分大小，都有可能利用传统资源营造出浓厚的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11]从这一视角来看，景德镇正是利用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建设创意城市的成功范例。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瓷国，中国产的优质瓷器随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传播了中华文明，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景德镇瓷业兴起于宋代，至元代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借助外销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民窑日渐增多，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臻于鼎盛。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改造后，“传统的制瓷手工艺作坊和手工艺的生产方式在景德镇彻底的消失了，基本实现了现代的流水作业线的机械化生产”。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的国营厂改制，重新回到小手艺作坊林立的状态，“景德镇为了生产仿古瓷，不仅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家庭作坊制，就连作坊类型、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也都几乎一样”。以樊家井仿古村为例，方李莉90年代在那里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代与传统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当时的樊家井，竟然又恢复了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如乐平人画釉上花鸟较多，丰城人做低温釉刻花为多，鄱阳人以画人物为多，都昌人画釉上粉彩和古彩为多，抚州人以仿元代青花为主”。[12]

　　方李莉从人类学视角看到了景德镇复兴过程中“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的恢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社会的生活状态，比喻为扎根于乡土的生活、由此产生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特有的熟悉和亲切。现代化的趋势，却是将人连根拔起，以法律、契约等纽带，形成一个机械团结的社会。这种社会，也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抽象社会”，好比是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自行运转着，而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个的零件，通过这台机器重新组织成为社会。人不再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而是生活在人造物的世界中，栖居在住房机器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人根深蒂固的本能和情感需求相违背的，因此，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一定会产生反现代性的追求。事实上，欧洲早在19世纪初就出现了反现代性的文艺思潮，如德国的浪漫主义，要求回到乡土社会，回到中世纪。19世纪末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幻想回到手工艺时代。开历史倒车、回到过去固然不可能，但是让拔地而起的现代社会实现软着陆，重新与自然、历史、传统产生联系，却并非不可能之事。在欧洲和日本的历史街区、小镇和村落中，随处可见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现象，即为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经济腾飞和猛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也产生了重归传统、重返乡土的需求。但这种重返和重归，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和经济形势下，以创新的方式激活传统，并将重新激活的传统纳入到新时代的文化经济建设中去。2008年左右，乡村文化建设运动在民间自发兴起，如碧山计划，以及到云南、贵州、西藏游历和创业的背包客现象。恰好在这个时候，浙江省安吉县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概念，2010年 6 月，浙江省全面推广安吉经验，把美丽乡村建设升级为省级战略决策。此后，安徽省政府印发了《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年)》，其他省市也纷纷效仿。2013年以来，“美丽乡村建设”上升为国策，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新任务。[13]

　　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如张鸿雁所指出，“城市化率达到 50% 的时候，表明社会财富已经集聚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城市经济到了可以反哺农村的水平”。[14]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17.8%，截至2016年，却快速上升到了57.35%。在城市快速增容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暴涨等一系列“城市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城里人挥之不去的“乡愁”，于是，贫困落后的农村一方面成为城市反哺的对象，另一方面，农村的青山绿水和慢生活，也成为对快节奏城市生活的有益补充，甚至成为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稀缺资源。“美丽乡村建设”这一政策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随着汽车进入寻常家庭，大陆的自驾车旅游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起，2008年以后呈井喷式增长。自驾游为城市高素质人群提供了不同于批量化、标准化的大众旅游的另类选择，促进了旅游品质的提升。受城市中产家庭青睐的另一种短期出游工具是高铁。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完成了六次大提速，自2008年中国第一条35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以来，高速铁路在大陆迅猛发展，京沪、京广高速铁路相继于2011年和2012年全线开通运营。高铁的大范围开通，使中心城市一日交流圈快速形成，[15]极大促进了城乡互联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2007年的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和谐城乡游”，与交通方式的变更和旅游产业的升级是直接相关的。旅游的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民宿热、非遗热，都是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现象。人们来到乡村，就是为了追寻一种久违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一度“空心化”的乡村，也恰好因为这种逆城市化、反现代性需求的滋生，开始走向复苏和重生。

　　文艺青年们聚集到景德镇，并不仅仅因为在那里可以创业，而是因为那里因手工艺的复兴而重新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文化源于人的集聚，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丰富联系。“北漂”们在北京所体验到的，是一种大都市的生活和文化，充满了机遇，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各种有趣的人。与“北漂”相比，来自世界各地的“景漂”们不仅能体验到丰富的人际关系，还能体验到人与物、人与天地的自然联系。我们不能仅仅用“创意产业”来解释景德镇的魅力。如果说现代化的过程是一种去魅的过程的话，那么类似景德镇这样的地方，却是一个让人重新返魅的场域。而这正是超越了温饱阶段的一部分中国人所迫切需要的。

　　(三)

　　保护非遗、激活非遗、振兴非遗，其终极目标是为了重新建立人与天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捷、舒适、清洁、安全和均等化的生活条件，享受着都市生活带来的创新创造活力和新鲜感、时尚感、运动感，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满足于此，而是期望同时获得乡土社会的那份安宁、纯真和自然，以及在劳作和文化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丰富的世界联系。民俗、节日、歌舞、戏曲、传统工艺，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文化财富，就是因为在它们的实践活动和艺术形式中，蕴含着天地人神之间的丰富关联。在现代生活中重建这种联系，是一种令人憧憬的梦想。但这种梦想并不是空想，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的。在景德镇、宜兴和苏州，不仅传统工艺得到了大面积的复兴，自然生态也得到了修复，慢生活与闲情雅致随处可见。在黔东南，盛大的苗年不仅是游客的嘉年华，同时也是地方民众自己的节日，传统工艺不仅带动了苗家妇女居家就业，也极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文化自信心。在藏族、蒙古族、彝族聚居区，传统节俗、歌舞、服饰、餐饮不仅重新回潮，而且演变出适应都市生活的新样式，成为满足各民族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载体和驱动力。

　　就传统工艺而言，如果说它的振兴目标是实现传统工艺、地域文化的大面积复兴，那么其具体的指标也就容易确定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传统工艺的振兴标准是：

　　(1)无论是生产者还是使用者，都充分意识到传统工艺内含的文化价值和特色，乐于制作它，也乐于使用它;

　　(2)传统工艺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或有着光明前景的行业，年轻人愿意进入这一行业，传承方面没有后继无人的担忧，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从事设计、策划、经营、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3)传统工艺在某地形成的业态、生态，成为吸引人们来此地居住、工作、投资或游玩的理由。

　　参照这个标准，就陶瓷行业而言，景德镇目前已全部达标，在第三个目标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潜力;宜兴情况类似，只是门类更为单纯，主要发展茶文化相关的产业，且与国内外陶茶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龙泉已达到前两个标准，来游玩和投资的人基本上都是受青瓷、宝剑等传统工艺吸引，目前正在向第三个目标前进，而且有望创造世界性的品牌;上虞青瓷、金华婺州窑、河南的汝瓷、钧瓷以及云南的建水紫陶等已达到第一个标准，局部达到第二个标准，并开始朝第三个目标发展。

　　上述三个标准，与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理念、尤其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2018年6月6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非遗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一文，指出“近年来，我国的非遗实践日渐活跃。传统节庆重新热闹起来，传统表演艺术与口头文学焕发新的生机，有时代感的传统年画让过年的年味儿更浓……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全面实施，富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现代气息的手工艺品成为消费者的钟爱……这些年的非遗保护工作确立了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16]上述三个标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不仅见到传承人，见到接受者和消费者，最终还要见到各地域的民众和各地方有特色的生活。振兴传统工艺，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魅力的当代生活样式，使民众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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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民艺》杂志2018年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英文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官网。

　　[2]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民族艺术》，2015年01期，第72页。

　　[3]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民族艺术》，2015年01期，第74页。

　　[4]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民族艺术》，2015年01期，第75页。

　　[5]方李莉：“非遗保护的 3.0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中国文化报》，2016年6月28日，第003版。

　　[6]方李莉：“非遗保护的 3.0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中国文化报》，2016年6月28日，第003版。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8]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66-284页。

　　[9]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ndthe Rise of New Art Worlds, edited by Hans Belting,Andrea Buddensieg,andPeter Weibel, ZKM|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Karlsruhe, MIT Press, 2013,pp.104-107.

　　[10]李敏敏：《设计展览与创意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11][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201页。

　　[12]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民族艺术》，2015年01期，第74页。

　　[13]吴理财、吴孔凡：“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基于安吉、永嘉、高淳、江宁四地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1期，第15页。

　　[14]张鸿雁：“论重构中国乡村的文化根柢”，《中国名城》，2016年03期，第12页。

　　[15]钟业喜、黄 洁、文玉钊：“高铁对中国城市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分析”，《地理科学》，2015年4月，第390页。

　　[16]项兆伦：“非遗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人民日报》，2018年6月6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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