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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工学院杰出院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去世 享年93岁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被称为“氢弹之父”。
于敏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此外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2014年1月9日在京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作为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早期院友,于敏院士曾担任工学院院友会名誉会长,深受学院师生的景仰与爱戴。他的去世对学界、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他的成就与精神将长久流传,激励代代工学人奋发前进。
编者语:2013年秋,经过近两年的材料搜集整理、人物采访与撰写,以讲述1910年至1952年间院系调整之前的北大工学历史为旨,以相关人、事、物的回忆为主体的《青春梦 · 北大根》一书出版。书中,根据对工院生活回忆、追忆师友以及人生自述几个方面,将内容分为了三部分:“工学事”,“师友情”,“人生志”。其中,“人生志”有幸采访了于敏院士,并留下珍贵记载。2015年工学院重建十周年院庆之际,于敏院士因高龄身体不便无法前来参加庆典,尽管提笔都已困难,老人家仍亲自手书贺信,一笔一划力透纸背,赤子丹心跃然其上,蔚为佳话。音容犹记,斯人已逝,唯有精神长存。
于敏先生千古!
于敏:“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没有就可能受核垄断大国的欺负”
“真巧,今天正好是氢弹原理实验成功的日子!”面对登门采访的记者,于敏先生笑着说。
1966年12月28日。时隔半个世纪,这串数字依然清晰印在于敏心头。他还记得实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给他的任务:“要尽快弄出个响的,全当量的。现在这么乱,拖下去干扰更大……”
1926年,于敏出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现归天津市),青少年时代在抗战沦陷区度过。以各门功课第一的成绩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他在同学父亲的资助下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他的公司就职。
大二时,西南联大迁回北京,有关方面发给每个学生每月一袋面粉。凭着这袋面粉和对物理的兴趣,于敏辞谢了资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
1951年,在物理系读完硕士的于敏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0年底,钱三强先生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 于敏说,民族感情是他投身这份工作的精神动力:“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据他的同事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于敏个人损失很大。于敏喜欢基础研究,当时已很有成绩,钱三强也曾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核武器研究任务性重,集体性强,意味着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人生。
这种人生意味着隐姓埋名,四处奔波。1988年以前,“于敏”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即便最亲近的家人也无法探知他究竟在为何而忙碌。
搞核武器实验都在人迹罕至的大西北,戈壁滩上风吹石头大如斗。冬天零下30度,道路像搓板,吉普车颠得厉害,“头顶不停撞顶棚,幸好车顶棚是帆布的,碰头一笑就过去了”。于老和两弹功勋邓稼先是同事、挚友。那些年,只要他俩一起到实验基地,基地人员就会说,又要有响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我国氢弹实验成功。
1986年,于敏和邓稼先俩联合签名并上达党中央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在签约《世界全面禁核条约》之前完成了核武小型化和中子弹实验。按于敏的话说,“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没有就可能受核垄断大国的欺负”。
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起2002年最后一次去核武实验基地的情景。地图上,离那儿最近的地名在天山南,叫“乌士塔拉”。而在那一代核工作者们的记忆中,那个承载着青春和才华的基地有个更美丽的名字:马兰。
经历人生的不平凡,如今于老归于平静、恬淡。于敏说,付出并获得回报与尊重,不付出不叫幸福,过多物质享受只会伤害身体和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脱口而出的诗句,正是于敏的人生哲学。
采访的最后,同去的“九零后”学生请于敏谈几点“希望”,他说: “一要固其根本,打好基础。二要广泛吸收,博采多闻。三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问问题,解决问题,就创新进步了。我很羡慕你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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