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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讲座《胜海舟的中国观》
4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系列讲座邀请了日本著名学者上垣外宪一教授以《胜海舟的中国观》为题发表学术讲演,王中忱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孙容成副教授担任了此次讲演的翻译。
上垣外教授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驹场校区,197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博士课程;东京大学博士。曾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帝塚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兼副校长),现为大妻女子大学教授。1990年以学术著作《雨森芳洲》获Suntory学艺奖
上垣外教授首先回顾了1870年代日本、中国建立国家间外交关系前后日本的中国观,指出:随着1877清政府在日本东京设立公使馆,出使日本钦差大臣何如璋及参赞黄遵宪等一行抵达日本,日本的一批汉诗文学习人士踊跃接近驻日公使馆的出使人员,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其中就有留下大量笔谈资料而为后世所知的大河内源声。这一时期中日人士之所以能够广泛交往,其前提是汉文、汉诗还是明治前半期知识界的共通素养。上垣外教授通过描述这样的背景,为分析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设置了坐标。
胜海舟(1823年-1899年)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海军的负责人。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风起云涌的历史大变革期,胜海舟迅速跻身时代先列,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胜海舟的传奇中,如下轶闻脍炙人口:在“倒幕派”坂本龙马行刺他的时候说服坂本成为他的门生;当幕府统治解体前夕,任陆军总裁,同讨幕军将领西乡隆盛议和,使江户避免战火、和平开城。后在明治政府中任海军卿等职,旋即辞职。官阶正二位、明治维新后授予一等伯爵。这样一位明治期的重要人物是如何看待那一时期日本最重要的邻国(中国)的呢?其中国观对当时的日本国家发展起到了什么影响?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双重并行趋向日益明晰的21世纪,胜海舟的区域构想对当下东亚地区的发展构想有无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呢?这是上垣外教授讲演的问题意识所在。
在1880年代关于日本发展方向的大论争中,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一时引领风骚。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以《万国公法》预设的世界秩序为迈进“文明世界”的标杆,外交方面的主要努力是修订幕末以来与欧美列国签订的条约,一方面是藉此获得近代西方国际条约认可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向国际、国内彰显明治新政府争取“主权独立”的“功绩”。与此相对,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之后,在李鸿章主持下,清朝政府与朝鲜签署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试图在保持既存朝贡贸易秩序的前提下引进条约贸易,以改革朝贡贸易为中国带来的单边财政负担等问题。但这种混合型国家关系和贸易体制,被日本方面以“自主国家”与“藩属国”不两立为由,提出朝鲜为“独立国家”,以否定清朝之间的宗属关系。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前即倡言要支持朝鲜的“文明事业”,主张对清朝发动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另一方面,在甲午战争发生的时代,也有一种观点从地缘政治论出发,认为是日清围绕朝鲜的利益争夺战。
上垣外教授不认同这种通论。他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种而已。他通过检阅那一时代的言论资料,认识到在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闻》之外的媒体上“反清”言论并不多。比如,半井桃水1882年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的《朝鲜小说 风吹胡砂》中,主张的就是在日清共同保护下的朝鲜来对抗俄罗斯的南下。这种认识是日清朝三国同盟论的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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